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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丰碑

纪念八路军一一五师以及四野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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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曾经在八路军115师浴血奋战的老战士,回忆曾经的战士剧社,作为115师老战士的后代,希望能够一起交流曾经的岁月,追忆军戈铁马.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者 华楠  

2012-05-27 15:40:48|  分类: 红色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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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迅艺术学校(下称“鲁艺”)诞生于抗战初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标志着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斗争形式的需要,加强山东的宣传文化工作,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决定创办山东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0年一月一日,“鲁艺”与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亦称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山东分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合编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鲁艺宣大”或“宣大”),成为山东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劲旅。
为办好“鲁艺”,山纵领导选调王绍洛任校长。王绍洛很早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抗战后,他在山东昌邑和胶东部队先后组织过“抗战剧团”、“国防剧团”,并任五支队宣传队长,在山东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山纵宣传大队长华楠任政治部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筹办工作是在沂水县朱位村的一座旧庙里进行的,条件相当简陋,但参加筹办工作的同志都很认真。配合也很默契。办学千头万绪,特别重要的一环是聘请教员。在这方面王绍洛贡献很大。山东的画家、音乐家、戏剧家,许多都和他熟悉,其中不少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有些人的老家就在沂蒙山区。如杨荆石的老家在蒙阴,他也是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员,当时正担任地方政府的区大队长(后为蒙阴县长)。王绍洛找到他,转达了山纵领导关于创建“鲁艺”的决定和请他任教的意见,他完全赞成,并积极参加筹办,多方聘请教员。他们先后去了沂水、莱芜、日照、临沂等县,忍饥挨饿,冒着穿越敌占区的危险,跋山涉水数百里,陆续请到上海新华艺专毕业的亓尧、臧仲文、申雨晴等人。这些同志大都受过鲁迅的亲自教诲,是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进步艺术家。同时,纵队首长又从延安派来的干部和所属部队中,选调了政治和艺术素养较高的贾霁、徐昕、李泰、马刺、谷洪、鲁石榴等来校任教,组成了一支专业化、革命化相当高的教师队伍。
         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根据黎玉在“鲁艺”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确定的。大家一致赞成“鲁艺”要学习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精神,树立教学与敌后实际相联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校风。
       “鲁艺”属山纵政治部领导,设校长和政治协理员,下设教务处和总务处,杨荆石、尚奎斋分别任主任。分戏剧、音绘画三个系(后又增加了文学系)。为适应敌后环境,学校既按教学内容分系,又按军事编制设了四个区队,区队以下分班。男同学按系划分编成三个区队,后设的文学系编入戏剧系区队。女学员单编一个区队。专业课以系为单位进行。
        “鲁艺”的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山纵宣传大队;二是山纵各支队选调的优秀青年,包括文化干部、文化教员、宣传员等;三是从进步学生中考试录取。入学考试比较简单,只写一篇抗战题材的短文,主要是口试和审查简历。教材由教员选编,以他们积累的资料为基础,结合敌后情况和学员水平编写,教务处统一审定,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改补充。教材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办学校的其他筹备工作,也是在创建过程中逐步充实和完善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鲁艺”在朱位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黎玉做了《鲁迅艺术学校诞生的三个历史环境与它的三个任务》的报告,他指出:“鲁艺”产生的三个历史环境是:一、产生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二、产生在游击战争的发展里,“艺术学校的‘母校’便是这位游击战争”;三、在山东还是空前的产物。“鲁艺”的三个历史任务是:一、艺术学校要服从整个战争活动,要创造出抗战中的艺术堡垒;二、把如何坚持游击战争充分表现在艺术作品里;三、我们不仅要造就一批担任文化娱乐的干部,而且还要造就许多新的艺术家。最后他号召:“一切服从战争,在战争中学习。”山纵政治部主任江华在会上宣布了“鲁艺”干部的任命,要求全体同志继承和发扬延安的“抗大”和“鲁艺”精神,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不仅要掌握文学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学好革命的军事政治理论。即要在课堂上学习,又要到斗争实践中学习,一边学一边干,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开学不久,“鲁艺”就由朱位移到山纵和山东分局所在地王庄以东的宅科和麦坡。这两个村各有几十户人家,周围两山相夹,小河萦绕,环境幽静,群众基础好,教员、干部和学员都分散在群众家中。学员的年龄多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二十岁左右。他们思想纯正,朝气蓬勃,好学上进,革命热情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员约一百五十多人,加上教员和干部,“鲁艺”工约二百人。
        开学后,师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地上课学习,砖石为凳。后来条件有所改善,每个学员发了一块约五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一至二公分厚的木版,坐下时放在腿上当课桌;部分学员还发了小凳子。专业学习的困难更多些,但也难不住“鲁艺”的师生们。绘画系,上油画课没有油画笔和画布,就用铅笔、水彩笔和纸代替。音乐系,学习没有钢琴,就用月琴和胡琴代替。戏剧系,学习没有舞台,自制道具,边学习边演出文艺节目。师生们自豪地说:画笔和乐谱是刀枪,排练场是战场,“鲁艺”的课堂就是山东抗日文艺的家乡。
         学校的生活是紧张而又活泼的。没有节假日,也不休星期天。早上起床后就集合上操,跑步爬山。值日生留在家中,帮助群众挑水扫院。早操后增加了队列训练。训练结束后,学员们在教员们的指导下练发音,练唱歌。清晨的山谷充满了嘹亮的歌声,小溪两边回荡着欢声笑语,连水中的鱼儿也往来穿梭,活跃起来。饭前,全体集合,边唱歌,边由各班值日生去伙房打饭。大多数教员和学员一起吃饭,个别岁数大的,由学员轮换帮他们打饭。每天上午各有一节课,课后讨论和学习。中午没有午休,晚饭后做群众工作,或排练文艺节目,不外出活动时大都在校自习。学校实行晚点名制度,领导对学员的学习、生活和作风进行讲评。熄灯前,各班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心得体会,并对教学提出意见。校领导和教员经常分头参加,和学员们一起参加讨论。夜间,校干部坚持查铺查哨制度,师生们轮流站岗放哨。
       “鲁艺”的戏剧系也叫表演系,教员有谷洪、贾霁、马刺、鲁石榴、王路丁等。他们主要是通过排练节目上课,经常是一字一句地教台词,手把手地教表演,亲身师范,教学员怎样理解角色和节目的情节。对有些文化低或地方口音浓的学员,教员还常常较说普通话和上文化基础课。教学要求很严格,但又很耐心,有时很幽默,师生情感自然交流,关系亲密无间。排练的节目有《月上东山》、《农村曲》、《送郎上前线》、《儿童团长抓汉奸》等。戏剧系常常带着节目到驻地附近的部队和农村演出,既活跃了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也推动了教与学的深入。学校很重视演出后的总结和讲评,力求找出差距和不足,加以改进。
          音乐系教员有亓尧、申雨晴、徐昕等。他们以创作反映抗日军民英勇杀敌、踊跃支前、团结战斗歌曲为主题,教学员乐理、乐谱的基本知识和创作要领。音乐系教学是很严谨的,常常是逐个教学识谱,逐个纠正发音,直到真正学好为止。当时创作的歌词大都取材于学员亲身经历或熟悉的抗战实践,乐曲尽量套用脍炙人口的民间小调,大家称之为“旧瓶装新酒”,通俗易学,乡土味浓,唱起来倍感亲切。为适应连队的特点和群众文化的需要,音乐系在教学中还组织排练男女二重唱,轮唱,男声、女声合唱,男女声大合唱。通过教唱和演唱革命歌曲,激励热血青年奔赴战场英勇战斗,有些歌曲至今还在流传。
        绘画系教员有臧仲文、邵锡吾等。他们基本上以绘制宣传画和素描方式进行教学,有时也学油画和山水画,还教写个种美术字和如何书写大标语。教学中,他们把抗日军民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踊跃参军,连队生活,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等素材和基本的绘画理论、表现手法进行对比,排列授课,效果很好。绘画系也常在连队的救亡室(俱乐部)和街头举办画展,还书写标语和绘制宣传画。他们的画,形象生动,直观易懂,受到军民的称赞。绘画系老教师臧仲文画的大幅毛主席像,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成为绘画系进行教学的主要作品之一。王绍洛发挥他的木刻专长,选了基础比较好的学员传授木刻艺术。他讲课深入浅出,从细微处阐述木刻艺术的精髓,对如何选木料、刻刀和构图,怎样掌握刀法和印制,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和师范。他和学员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木刻作品,举办木刻展览,有些作品还被山东分局办的《大众日报》选用。
        开学不久,我们在教学中意识到,没有高品质的作品,革命的文艺宣传工作很难发展。为了加强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学校增设了文学系,教员有李泰、贾霁等。他们讲授高尔基的《母亲》等有代表性的作品和通俗的文艺理论,如普罗文学史等。对《月上山东》等剧本,还专门结合排练,进行现场教学。教员经常出题目,启发学员从写小故事或写人物开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集思广益,反复修改,创作出一些反映现实斗争的戏剧和小说。
       政治理论学习是“鲁艺”的重要课程,每周约安排三个半天,先讲课后讨论。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近代史、党史、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些课没有现成的教材,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在延安“抗大”学习的笔记和小册子。政治课除我担任一些外,大部分课是请纵队政治部各部门的领导任教。他们讲课联系实际,通俗生动,使“鲁艺”的政治学习同现实斗争更加脉息相通。
       为了加强学员的军事训练,纵队调军事教员王一醒(后兼任行政管理的大队长)来校统一组织军训。内容有队列教练、行军、宿营、识别地图、判别方向方位和利用地形地物,还有投掷手榴弹等。训练中特别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整齐划一和步调一致,着重培养学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性,增强集体观念和纪律性。学员上军事课时认真刻苦,讲什么就做什么。经过一段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员紧急集合和行军实习时,就很像军人了。
      “鲁艺”的学习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在纵队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广大师生精神饱满,信心百倍,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互帮互学的气氛。这不仅体现在学员之间、师生之间,还体现在领导对待教师方面。例如,开学不久,我们发现一些教师生活上有困难,影响身体健康,也影响教学。有些年大体弱的教师,备课辅导任务很重,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学校领导商量后,由我向江华主任汇报。他听了汇报,一方面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传统,一方面对急需解决的问题交代政治部总务处长赫亮尽快解决。短短几天,就解决了给教员增加细粮和提高伙食标准的问题,并配备了三名勤务员。此外,纵队还给学校购置了部分碗筷、小凳、黑板、粉笔和部分幕布等,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师生们很受感动,教学的积极性更高了。
       搞好伙食也是办校的一件大事。校总务处主任尚奎斋和行政大队长王一醒亲自抓,党支部和俱乐部经济委员会也经常检查。为关心炊事员的生活,学校建立了帮厨制度,炊事班的同志积极想办法调剂伙食,如地瓜干煮稀饭,自制炉具烤地瓜,把高粱煎饼烤的焦些,保证把高粱小米饭做熟等。隔一段时间还做一些大饼和馒头,两三个星期吃一次水饺。
       “鲁艺”的供应粮大都是组织学员去背。有一次全校师生到夏蔚一带运粮,往返四十多里。粮袋不够用,学院们就把旧裤子两条腿扎起来装粮。男同志平均每人负重四五十斤,女学员也不示弱,和男学员比着背。虽然个个累得汗流浃背,但情绪很高涨,边走边唱《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学校经常通过组织这类的活动,加强学员的思想、作风、体力和军事素质的锻炼。
       “鲁艺”很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支委会每月向全体党员报告一次工作,听取党员的意见。每月两次党课,以讲党章为主,讲评党员模范事迹或不良表现。每周六是党团活动时间,党小组会大体每周一次。党支部十分注意引导团员青年(那时称朱德青年团)开展各项活动,提高政治觉悟。党员能在学习和生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关心同学的进步,开展互帮互助,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计划有分工地帮助思想较差或有困难的师生,形成了革命同志加兄弟姐妹的特殊关系。党支部每月还安排一次发展党员活动。
       为了更好地贯彻黎玉“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指示,学校开展了两项活动。一是帮助附近部队和机关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二是在驻地周围村庄做群众工作。学校每一两周组织学员到部队机关演出。到连队教唱歌曲、出墙报、办好俱乐部。有时为连队战士当场演出节目。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和培养了文艺人才,体验了生活,收集了素材,锻炼了思想,增长了才干。事实证明,以学为主,参加实际工作,是创建革命熔炉、艺术堡垒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日本侵略军二万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为了适应反“扫荡”的需要,分局和纵队领导决定将“鲁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绍洛带领,和岸堤干校一起活动;另一部分恢复为山纵政治部宣传大队,由我带领随山纵机关行动。反“扫荡”中,一部分在王绍洛带领下,配发了手榴弹、大刀和少量枪支,学习游击战知识,积极进行宣传,帮助群众抢收小麦,坚壁清野,坚定群众发“扫荡”必胜的信心。同时,积累了创作素材,写出了一批军民合作、民众参战、揭露日伪军侵略罪行的小戏,采用说大鼓、唱渔鼓、打洋琴等活动,露天演出。还用中日文书写瓦解敌伪军的标语,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张贴和散发,绘制反“扫荡”连环画,流动宣传;协助地方政府,发展抗日群众组织,建立情报网,进行敌后侦察,并重新排练上演了《送郎上前线》等节目。女同志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就女扮男装,如张洁民、王衡等到蒙阴县黄庄区委驻地青冶行村工作时,剃光了头,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白天披蓑衣,手持鞭子,跟着群众上山放羊,晚上回村做群众工作,组织青年妇女和儿童开展抗日宣传。反“扫荡”结束后,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山纵宣传大队、山东战地服务团陆续集合到沂水县的罗家官庄和涝坡一带,“鲁艺”恢复办校,王绍洛仍为校长,徐昕为政治委员(我在反“扫荡”中已经调任黎玉的秘书)。山纵宣传大队,先后由吴少卿、许冠群为大队长。战地服务团李微冬为主任。这时,一纵首长决定召开庆祝反“扫荡”胜利军民联欢大会,以“鲁艺”为主,宣传大队和战地服务团参加。话剧《麻雀战》、《铜墙铁壁》、《鬼子落网记》、“莲花落”《新小放牛》、歌曲《反“扫荡”进行曲》,大鼓词《敌退我追》和在旧歌曲上填新词等大批作品。邵锡吾、王建础等美术系的师生还突击创作了反“扫荡”连环画、漫画和标语。山纵宣传大队和战地服务团也加紧排演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被糟蹋的人》、《流寇队长》和京剧《打渔杀家》等节目。庆祝大会上,掌声雷动,一纵和分局的首长做了总结,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
为更好地发挥活跃在根据地的“鲁艺”和纵队宣传大队、战地服务团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冬,分局和纵队领导确定,将这三个文艺团体合编,命名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一九四0年一月一日,在罗家官庄召开了合编大会。会上,朱瑞宣布“八路军第一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成立,王绍洛为大队长,李微冬为教导员,并做了动员报告。朱瑞指示合编后的“宣大”仍保留原“鲁艺”的性质。下设六个专业组:编导组,赵忠负责;戏剧组,王剑魂、于大水负责;音乐组,亓尧负责;标语漫画组,邵锡吾、王建础、柳特负责;民运组,杨裕进负责;服务组,张志普、林化石负责。原“鲁艺”大部分教员按专业划到各组继续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的良好学风。
     “宣大”还设有“鲁迅剧团”。亓尧、赵忠担任正副主任,外号叫“汽灯大王”的林化石当后台主任。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农村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红灯》、《老太婆的觉悟》、《武四醉酒》、《二郎神大闹佛堂》、《亲家母顶嘴》等。王绍洛在《红灯》剧中担任主角兼导演。在《生产大合唱》一剧中,巴立华演“牛”,贺伟演“鸡”,毕永畅演“羊”,李素唱的“二月里来好春光------”主题歌,音色清脆,感情真挚,受到了朱瑞等领导同志和群众的好评。杨星华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节目(也叫“武老二”)反映现实快,打动人心,从高级干部到战士和农民都赞不绝口。
        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推动艺术水平的提高,在朱瑞和其他首长的关怀指导下,“宣大”先后参加了一九四0年七月的沂水青驼寺的汇演(这时山东的几个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以及一九四一年五六月在滨海区渊子崖村的汇演。参加汇演的单位还有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分局“姊妹剧团”、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纵二旅“突进剧社”、山东“抗协”的“宣传大队”和胶东的“国防剧团”等。朱瑞在汇演期间做了讲评,各文艺团体之间也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同时专门向“战士剧社”学习老红军的文艺工作传统,“战士剧社”的同志们热情认真传授经验,并指导队员们排练各种舞蹈。几次汇演,使“宣大”的文艺宣传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九四一年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谢有法率巡视团赴清河地区三旅和胶东地区五旅和五大队巡视工作。这时“宣大”一分为二,一队由王绍洛率领,随巡视团活动,二队由教导员丁志刚率领,随纵队政治部活动。一队到渤海和胶东后,听了许世友、杨国夫、刘其人、林浩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了部队的亲切关怀和鼓励。
二队在鲁中、滨海活动。演出的主要节目有《农村曲》、《亲家母顶嘴》、《生产大合唱》等。
          一九四二年一月,“宣大”一队回沂蒙山区和二队回合,王绍洛和丁志刚仍任大队长、教导员,亓尧任副大队长。这时“宣大”除演出和做地方工作外,也编写和演出了一些新的节目,有一次演新编写的话剧《新中国的母亲》,主要情节是:八路军回民支队神出鬼没,打得日军东跑西窜。后来,日军把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的母亲抓去,严刑拷打。马母坚贞不屈,最后趁敌人不注意自尽而死。日本特务机关长发现后立即脱下军帽,向马母行九十度鞠躬礼。随即主题歌唱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新中国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头------”幕落前,日本军官一直在鞠躬。那天,正好朱瑞政委来看排练,戏刚散,他就来到后台,高声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接着他向已经集合起来的全体同志说:写这样的剧本,起码说明觉悟不高,阶级界限模糊!敌人对一位革命烈士会那么折服?剧的结尾面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宣大”受到朱瑞这样严厉的批评,还是合编以来头一次,领导和队员们情绪都比较紧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员们还没有起床,朱瑞又来到队员驻地,等集合后,他说,昨天我批评的方法欠妥,语言激动,请大家原谅。其实,你们的戏前面部分还是很好的,只是最后部分改一改就行了。戏不可能一下子就写的很好,要反复修改嘛!你们演这场戏,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政治上再强些,戏会演的更好,更受战士和群众欢迎。
            一九四二年八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以山纵机关为基础组成鲁中军区机关。“宣大”随后改名为鲁中军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经过精兵简政,这时“宣大”只有三十多人。不久,王绍洛调离,丁志刚任大队长兼教导员,亓尧任副大队长。人数虽少,但经过整风,着重学习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和业务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文艺宣传工作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一时期编演了京剧《王佐断臂》、《七擒孟获》、《辞曹归汉》(又名《万里寻兄》);演出了话剧《英雄好汉》、《巧计》、《雨过天晴》、《水落石出》、《不要杀他》、《气壮山河》,活报剧《沂城大合唱》、《战斗英雄曹世范》、《血汗交流》、《抓壮丁》、《抗战真光荣》;歌剧《吴满有》、《一场风波》;杨星华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南北岱崮保卫战》和多种歌舞。《祝贺山东省战工会成立》、《献给山东纵队宣传工作会议》。甲子山战役后,编演了《万仙会》、《二郎神大闹佛堂》;攻克沂水城不几天,就编演了《大战沂水城》、《沂城大合唱》;打下袁家城子后,编演了《计取袁家城子》;解放蒙阴后,编演了活报剧和《二曹大战蒙阴城》解放博山不久,编演了《盗匪世界》等等。事实充分说明,只有坚决贯彻《讲话》精神,满腔热忱地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时刻和战士们、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才能使宣传文化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宣大”参加的战斗很多。如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解放沂水、博山、张店、益都------沂蒙地区的每个大的作战几乎都有“宣大”的足迹。在第三次讨吴战役中,丁志刚创作了大型歌舞活报剧〈血汗交流〉。攻打沂水城时,刘庆泗等和突击队一起冲锋杀敌,并及时给〈前卫报〉写稿。围歼日军草野清大队时,柳特、任开民、吴宏训、孟宪忠等,在敌工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和“反战同盟”的谷进野、小岛全之助等人一起,开展对敌攻势。正由于有了丰富生动的战斗生活,才能再现战争中一幕幕动人的场面。战斗间隙,“宣大”坚持深入连队,出墙报、教唱歌、教绘画,即培养连队文艺骨干,又激励了战士的革命斗志。
          在艰苦 的战争环境中,从“鲁艺”到“宣大”,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火红,扩大了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良种。斗争实践充分说明,“鲁艺”和“宣大”不愧是山东革命艺术的堡垒和培养人才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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